柯华庆：学术与政治之四：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

文章导读

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毛泽东

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只要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的政治。每个社会由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和绝大多数弱者组成，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形成三种不同的政治：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中国文人一直以来崇尚道统，古代中国文人以古道评判专制政治，古道是封建贵族政治；现代中国文人以洋道评判社会主义政治，洋道是资本主义自由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主流中国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者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作者简介

柯华庆，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目录

一、 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

二、 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

2.1 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

2.2 科学精神

2.3 社会科学的政治性

三、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3.1 技术与制度：基于科学的改造世界

3.2 制度的主体性

3.3 批判是学者的天职？

3.4 学者能否价值无涉？

四、 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

4.1 三主体模型

4.2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争民主制）与党导民主制

4.3 封建专制政治的性质

4.4 资本主义政治的性质

4.5 社会主义政治的性质

4.6 社会主义政治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区别

4.7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4.8 为什么有些学者反社会主义？

五、 例证：为什么中国宪法学界盛行伪学问？

5.1 伪宪法学派

5.2 宪法的目的和宪法学的使命

5.3 为什么盛行伪宪法学派？

结语

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

为了理解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各种政治观念，我们有必要对不同的政治类型进行归纳总结，以便揭示不同学者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背后的政治主张和诉求。当代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政治，一种是部分知识分子幻想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种政治类型，我们有必要超越长期形成的“统治——被统治”的二元分析模型。

4.1 三主体模型

按照能力，自然社会中的个体构成一个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连续序列。个体又可以联合起来成为组织，有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等等，组织也可从最弱者到最强者形成一个连续序列。由于有了组织，原来的强弱关系可能会改变。例如，在劳资关系中，一般是劳方弱、资方强。然而，如果允许劳动者组成工会，那么相对于单个的资方，工会更强。将所有个体和组织按照能力强弱排列就可以形成从最弱到最强的连续序列。一个国家之内，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垄断暴力的最强者，当地方势力或者经济组织比政府更强大，政权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颠覆。如果我们将强弱的序列扩展到全球，不同国家又可以按照强弱排序。强国可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欺负弱国。例如西方列强曾经通过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有些大企业的力量比小国强，可以呼风唤雨，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明证。我们可以将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连续序列简化为三个主体之间的强弱关系：弱者、强者和最强者。三个主体足以表达任何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强弱关系。现实社会中的人或组织的强弱关系呈现等级金字塔式分布：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绝大多数弱者。自由主义政治以两个主体模型来说明社会问题，将社会分为公民和政府，也就是弱者和强者，公民应该联合起来防止政府的侵犯。这固然没有错。然而，所有公民或者组织并非能力相同，而是有强有弱，如果不防止公民或组织中的强者欺负弱者，这样的政治只能实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的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三主体模型对强弱序列进行了更精确的描述，比二主体模型更符合现实。四个和更多个主体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复杂的现实社会，然而假设和理论有追求简洁的天性，当然这种简洁以不损害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为前提。如果三主体模型能够解释政治类型就没有必要采取四个或更多个主体的模型。

4.2 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争民主制）与党导民主制

现有政治类型的经典划分是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将政体分为三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就相当于按照最强者、几个强者联合和多数弱者联合掌握政治权力进行的政体分类。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或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由此可以将政体分为六类，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深受二值逻辑思维影响，现实社会是超越二值逻辑的。首先，亚里士多德将人仅仅分为完全为公共利益和完全为私利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中的人完全为自身利益或者完全为共同体利益行事的只是极少数，更可能是既为自身利益也为共同体利益，只不过偏重大小不同而已，将从完全为自己利益行事到完全为他人利益行事的人排列起来将是一个连续序列。所以现实中的政体可能是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或民主制与平民制之间，这样就可以分为更加丰富的政体类型。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将国家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这样的划分仅仅适用于很小的政体，现实中存在的政体不可能这样。一个人统治几百个人就比较困难，统治一个大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君主或僭主必须联合其他主体一起统治，联合其他主体就需要共享利益，只不过利益的分配主次有别。现实中的任何政体都是混合政体，而且混合也有比重的大小。

按照我们上文提出的三主体之分，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君主是最强者，贵族是强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强者与弱者联合，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弱者的政治。中国自西汉开始直到清王朝崩溃之间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皇帝联合贵族统治平民，是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是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君主联合贵族一起统治平民，民主制的希腊城邦是罕见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联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于平民已经觉醒了。现代政治都是民主政治，通常都是政党组织平民，强者和最强者表现为政党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不同党派，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共产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强者（资本家）与弱者（选民）联合的政体，资本贵族联合平民（选民）制衡政治权力，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贵族制，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也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等等都是实现资本家控制国家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最强者，共产党之所以是最强者在于其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和将人民组织了起来。社会主义政治是最强者（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共产党领导底层人民节制资本和权贵，称为党导民主制。从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到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化的发展，既是社会阶层不断平等化的过程，也是自由人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相似，如果联合统治中的相对强者仅仅为了自身利益就是变体，分别为：贵族僭主制、民主寡头制和党主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了封建社会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奴隶社会的政治。但在我们的分类中，奴隶社会不存在。我们认为，奴隶社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政治，就是奴隶主统治多个奴隶。下面我们不区分三种政治与三种政治的变体，用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争民主制）和党导民主制来一般性地讨论问题。我们以现实中存在的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进行分析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其纷争。

4.3 封建专制政治的性质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过一首名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崇尚秦始皇的法家。毛泽东的明确观点是“孔学名高实秕糠”和“百代都行秦政法”，如果说两千多年是礼法并治的话，实际上是法家高于儒家，法重于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表法里”，法家第一、儒家第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朝帝国都是通过暴力经过长期努力建立的，是君主（最强者）的天下，同时通过科举考试吸收帝国中的读书人（是当时社会中的强者，也可以叫知识精英或者知识贵族）实现知识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生动表达了这一点。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贵族与西方贵族不同，是流动的，而非世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了这种流动性，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通常都是聪明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自西汉以后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比西方封建专制政治优越，因为西方的贵族是世袭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强者。孔孟之道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联合政治，也就是将大一统的政权分一部分给知识贵族，由皇帝家族和知识贵族共同治理国家，毕竟中国太大，皇帝一家是治理不过来的。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够被定于一尊关键在于有利于君主制的长期性。“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并不期望贵族与君主平等，而是仅仅要求对等，也就是说，君主需要尊重贵族。“礼贤下士”，毫无疑问礼贤者地位更高。

以秦朝为分界线，商周是封建政治，秦朝是专制政治，自西汉至清朝则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结合，通常被称为封建专制政治。商周与西汉至清朝都可以说是封建制，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只有强弱之别和流动与否，而无实质不同。商朝和周朝的贵族是世袭的，君主相对弱一些，与西方封建社会相近。西汉至清朝的贵族是流动的士人，君主相对强一些。君主相对强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比君主相对弱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稳定一些，但走向极端则物极必反，正像秦帝国的结局一样。以儒家道统约束的君主政治在君主与贵族之间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秦始皇称帝十五年后秦帝国就灭亡的原因不在于秦帝国重用法家，而在于秦始皇想一家垄断政权，没有政治上的联合。早期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弱，但秦依赖法家迅速壮大，仅仅用了九年就灭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称帝后反对儒家倡导的分封建国，改为法家倡导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帝国。法家的假设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皇帝依赖法家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也不信任法家人物。皇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帮其治理国家的法家精英都干掉了，最终皇帝成了孤家寡人。秦帝国仅仅维持十五年就灭亡了，关键在于秦始皇想一家统治庞大的秦帝国，这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家族都不可能实现的。儒家代表的是贵族制的文化，孔子的礼就是周公的礼，礼是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的等级规则。既然周礼那么好，为什么周朝土崩瓦解了呢？周族本来只是一个小邦，周武王号召封建贵族灭纣，不到一个月时间纣就灭亡了，不是因为周的强大而是因为纣的腐朽成就了周，弱小的周之所以选择分封建国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并没有彻底消灭殷商和使其他族群信服，周选择的国家治理方法——礼治和德治也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明智之举。秦灭六国是通过暴力取胜，所以秦可以自如地选择大一统也可以选择封建制。汉朝初期，刘邦的实力在周与秦之间，最初的政治体制为部分郡县制和部分分封制也就顺理成章。汉朝一开始采取的是黄老学的无为之治，让经过几十年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发现分封制导致帝国面临分裂的危机，汉朝恢复了秦朝大一统的郡县制。汉帝国的治理需要帮手，于是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正好满足了汉帝国政治的需要。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首先创立了“天人合一”模式，论证了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皇帝作为天子是世俗世界最大的，天子听命于天，同时也需要约束自己顺应民意，毕竟皇帝希望世世代代做皇帝，而非一锤子买卖。董仲舒强调从“养士”开始，切实培养一批有用人才，选贤任能，以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典范。这样，遍得天下之贤士，则治世可期，盛世可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中华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实际上，自西汉至清朝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是主流，儒家倡导的联合政治是从属于集权的，是知识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儒家倡导的仁政只不过是在皇帝家利益优先前提条件下分一部分利益给知识贵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儒家倡导的礼只是保证知识贵族辅助皇帝统治平民的规则。

4.4 资本主义政治的性质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占主流，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幻想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政体是党争民主制，也就是资本家（强者）与平民（弱者）联合限制政治权力的政治。在欧洲反对王权和封建贵族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同盟军，革命的对象是国王和世袭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以后产生了新贵族——资本贵族，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控制国家的政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三权分立式的宪政制度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从此持续的毫无争议的最强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国家的大小和竞争程度的强弱，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由从几个、几十个到几百个、几千个资本贵族或资本家控制的贵族政治或者寡头政治。资本家怎么保证这种资本贵族政治的持续稳定呢？就是与平民联合，通过定期的竞争选举来节制最强者，实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的政治。平民可以通过定期的投票将总统或首相选下去，同时议会对行政形成有力的制约。代议制的议会实际上就是贵族或者寡头俱乐部。对国家元首的定期选举既能够约束政治权力，同时给予民众“民主”的虚幻感。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由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节制，企业从自由竞争最终走向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然而，自由仅仅是资本强者的自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什么是自由贸易呢？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无论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

4.5 社会主义政治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是以基层组织支部为细胞、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多元开放环境中的每一个党员组织成一个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坚强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相结合的政治，是最强者（中国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的政体，是党导民主制。葛兰西提出了现代君主理论。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行。历史发展已经提供出来的这个有机体，就是政党——它作为最初的细胞，包含着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满足现代君主条件的不是竞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列宁式共产党。“党肩负着塑造出有能力的领袖的任务；它们是群众选拔、培养和繁育领袖的职能部门，因为必须要有这些领袖，一个特点的社会集团才能由乌合之众连成一体，成为一支有机地组织完备的政治队伍。”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党导民主制也可以称为现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

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伊始必然面临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的反扑。社会主义政治既要节制资本主义也要节制官僚主义。反右运动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除两千多年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和官僚主义，也就是消灭贵族政治。然而，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走过了头，对右派基本人权的侵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完全的平等也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将强者的能量释放了出来，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强者，无论是物质上的强者还是智力上的强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让强者先富起来，所以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时代的危险在于，如果让资本过度张扬，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让资本与官僚结合就会走上像蒋介石时期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经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试错探索，习近平时代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幻想着习近平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那样只会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根基。当然中国也不会按照极左派所希望的那样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那样只会是共同贫穷。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显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也不是让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因为那样又会继续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让所有阶级得到解放，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含义。所以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自由。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三种政体中的两者联合节制第三者并非要消灭第三者，而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权利，对强弱关系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变，否则政治制度就不会持久，最终会成为两个主体的政治，而非三主体的政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者政治中，统治者也不可能消灭被统治者，否则就没有统治的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平衡被打破将导致社会变革，从一种政治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在封建专制政治中，皇帝（最强者）与知识贵族（强者）联合统治平民时只是使得平民（弱者）比自然状态下更弱，但也需要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否则平民在无路可走时就会暴力革命。在资本主义政治中，资本家（强者）和平民（弱者）联合防止出现一个持续强大的政府权力。资本主义政治节制总统或首相时只是使得总统或首相（最强者）不能充分发挥政治权力和不能长期成为最强者，但总统或首相仍然是该国最强者，因为总统或首相是该国行政首脑，否则政府就不能正常运转。如果共产党不能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政治就有可能变为资本主义政治或者封建专制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对待强者的基本原则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共产党（最强者）领导工农（弱者）彻底消灭资本（强者）的结果必然是共同贫穷。由于遗传、教育和自然界与社会因素的作用，自然竞争条件下，每个领域都有强者和弱者。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赚钱多有的人赚钱少，赚钱多的就是财富上的强者。社会主义政治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灭强者，而应该是通过最强者来节制强者，一方面使其没有能力挑战最强者，另一方面保证强者和弱者的动态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虽然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不能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政治节制强者的正当性在于公平正义，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强者获得了其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种的两颗树为例。一颗长得快的树会吸收另一棵长得慢的树的养分和遮挡阳光导致另一棵树的成长低于正常的成长。自然竞争条件下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需要有政治力量来节制强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法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权利既包含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即共同自由：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社会主义政治只能是鼓励资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节制资本的肆意扩张。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就要对资本进行节制，没有政治权力节制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的扩张和两极分化，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权力与资本联合统治平民，接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更不可能是资本与平民联合节制政治权力，演化为资本主义政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工农阶级的代表到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从而实现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转变，正是社会主义政治走向成熟的表现。

4.6社会主义政治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区别

社会主义政治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封建专制政治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必然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道统，即不动摇君主利益下寻求贵族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非常明确的宣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政治是不断变革的，而封建专制政治是保守的。儒家道统思维是保守的，以过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来稳定社会的秩序。《论语·述而》中明确提出“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汉朝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并且影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汉家儒宗叔孙通就有“儒术不足以进取，可以守成”的断言。封建专制政治持续两千多年只是不断翻烧饼，本质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不断变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崇尚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目标，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求变哲学。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其中“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就是变革的思想，通过“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使得改变世界的努力能够符合实际、产生实效。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袁世凯称帝的彻底失败和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党）的失败都证明中国不可能再接续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是民主政治，而不可能是专制政治和少数人的统治，无论是封建专制政治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

4.7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告别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只能是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只有两种，一种是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的社会主义民主，另一种是强者与弱者联合的资本主义民主。一个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是由其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的。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最高层次的经济，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软弱的政治权力才能产生。布罗代尔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中立、宽容或软弱。即使在西方，这种宽容也有程度的不同：由于种种有历史根源的社会原因，法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始终不如英国那样有利。”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要么是中央集权要么是战争状态，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三十多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更不可能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布罗代尔明确指出，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太强，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古代社会纵向流动性比欧洲大，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实际上是社会机遇的再分配。虽然考试并非绝对公平，但原则上对各社会阶层全都开放。而且，经过考试取得的官位不可继承，官吏在位期间所集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扰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极权主义”理解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因为中国自从秦朝以来一直追求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即使期间有过多次分裂。中央集权阻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过短暂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使在该阶段，孙中山也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中国就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继而经过改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在这些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一直受到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的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法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在社会主义世界，人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实际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布罗代尔在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以分工为基础的公开和自由竞争的交易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以垄断或者寡头垄断为特征的秘密交易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大企业掌握一切，千百万小企业无足轻重。 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尽管与布罗代尔的思路不同，但异曲同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可以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选择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共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区别。

4.8为什么有些学者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弱者）的意识形态，儒家和自由主义都是代表贵族（强者）的意识形态，区别在于儒家是读书人（知识贵族）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物质贵族（知识贵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贵族）的意识形态。当学者自我定位为贵族时，他们主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贩卖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很吃香，于是洋道盛行。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贩卖洋道不如贩卖古道吃香，一些贩卖西方自由民主道统的也穿上了黄袍马褂，参与到了贩卖古道的大合唱中。但这些人本质上是同类人，他们都是以道统来为贵族服务的群体，只不过一种采用古道，另一种采取洋道。

本来，绝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差不了多少，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学者读书教书，只是分工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知识的类型不同，一种是书本知识，另一种是实践知识，都属于劳动者，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有效改造社会的知识。但是不少学者常常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拥有了一些智力资本就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垄断知识，以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幻想着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享受与人民大众不同的特权。郑也夫对十九世纪末叶清朝社会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与平民的收入做了一个估算：清朝末叶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的13倍。教师、乡绅、幕僚的收入分别为体力劳动者的6.6、7.3、37倍。官僚的正式年薪是体力劳动者的18倍，其实际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的330倍。高级官僚的实际收入超过体力劳动者4万倍。国民党统治时期，与工人平均收入比较，官员的收入是工人的16倍，高级官员是工人的30倍以上，大学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是工人的13倍，教授是工人的20倍，高级工程师是工人的26-30倍，中学教师是工人的6.6倍。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都享有由政治权力所形成的特权，因为蒋介石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只不过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党与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封建社会是皇帝家族与知识分子联合，官僚资本主义只是封建社会的变体。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学者的地位并没有旧中国时期那么大，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不大，最高比例仅仅3.2倍。由此可见中国曾经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对有些学者的诱惑是很大的，有些学者对民国和孔夫子恋恋不舍是实实在在的富贵留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代中国学者将西学精髓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丢到九霄云外，不愿意立足于中国大地做实证研究，在系统引进西学一百二十多年之后仍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没有创造性贡献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这些道统分子将自己无所作为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只要是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能有所作为。古道本质上就是封建专制政治，洋道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不应打着人民的幌子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将自身与人民融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只有摒弃高高在上的道统思维，以认识社会为志业，向工人农民学习经验知识，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价值，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才可能有所作为。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贩卖洋道比贩卖古道更加危险。儒家道统是一种保守思维，也就是与自己的祖宗相同，最坏的影响可能是使得政治倒退。洋道则可能颠覆中华民族共同体，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最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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